市政协视察我市冰雪运动发展情况

而且在关涉自然法的论述过程中，从神性到理性，从自然到人性，论及善恶，归之人权，体现了不断的时代进步。

如果认为道德只是一应然，或者是一神启，甚至是上帝的旨意，那么无论如何都很难把道德融入法律，因为这样的道德是一个超然物，与处理世俗事务（尤其是恶的事务）的法律格格不入。那末，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今天仍然对西方法系念兹在兹呢？无庸讳言，是西方法系在体系上的完整、在法理上的深究，值得中国借鉴，最重要的是西方法系权利为本的鸿篇巨制，是当代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急需的。

有人把道德视作权利之一种，如德沃金。[19]荀子反孟子之道，提出性恶论，并以礼法加于框限，把礼当作道，[20]虽然多了一重转折，也是从人性深处来体察道的。反之中国古人在公元七世纪时就将道德有效地融入法律，使之成为法律的主要遵循，还不令我们的民族自信心爆棚吗？按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的考察，西方人在古希腊时期已经注意到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有关法律的正当或公正，而这种正当或公正来自于自然或自然法。也就是说，法律的道德性是隐藏在正当或公正中，并托身于自然或一个外在的力量。这种状况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来概括：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德即道德，这无异议，礼过去也多以为是道德的制度性规范，但在荀子的思想中，礼更多地表现为对权利的规制，而且我们在对《周礼》的解读中，看到不少对权利进行保护的制度性安排。肯定者认为，中华法系以道德为主轴，正是中华法系的独特优势，是世界其他法系不曾具备或不曾制度化体系化的，是最值得当今中国法律继承和世界各国法律仿效的。此后的中华法系没有更突出的升华，反而在元、明、清三代专制加剧的大背景下，出现倒退。

休谟略为不同，他认为自私与贪婪才是人的天性，而由于这一天性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伤害，使权利的确立成为必要。[2]蔡先生在新中国建立前说的这番话，语含无奈，内忧外患的旧中国，政治经济尚且不能自主，何谈法学法制上的自立。或者是道德取代法律，致使法律不彰。这样看来，我们把道德和权利作为道的表现，是有深厚的传统内蕴的。

法学的各个学科、乃至学科内部的各个专业，都以法学院校乃至法律学者个人为单位分成了不同派别。这些都谈不上什么新意。

尽管在政治上中国早已获得独立自主，但是在学术上依旧深深依附于发达国家。但是到了《唐律疏议》（中华法系的颠峰之作）之后，依律办案已是主流，怎么能说道德取代法律呢？不过，中华法系的中外否定者有一点是对的，即中华法系是以道德为主导的，或者说，中华法系以道德为根本遵循。由此可见，西方人不是不想把道德融入法律中，只是由于未究道德的真谛，让道德在法律的门外徘徊了上千年，未得其径而入。反观中国，在先秦时代就有了性善说，孟子以人内心的四种表现来说明仁、义、礼、智的客观存在，并以此四端为基构建整个道德体系。

在西方，对权利有深入的研究，同时也有两极化的分殊，我们如能叩其两端而执其中，或许更有利于对权利的认识。"《孟子·告子上》[20] 荀子说：道也者何也？曰：礼让忠信是也。更深邃的法理在于，中国传统中作为万物主宰的道，在儒家的努力下，就人类社会而言，道的一端演化为道德，另一端演化为权利，[16]这两端都从出于人性，构成人们的社会生活。当然，道德在法律中的这种定位在中国古代并非十分清晰，在法理上也有窒碍困涩之处，以致今人将中华法系皇冠上的这颗宝石弃之如敝屣。

[27]……道之存在，可谓万物共此主，周行而不殆。但如果用荀子对礼制的定义，则就更偏重于权利，而我们在《周礼》中，确实也找到一些关于权利的规范，因而唐突地用礼指代权利，一则意指未来的中华法系将以道德与权利为双主流，并非是在中国的传统中无中生有，二则预示西方的权利为本亦将在未来的中华法系中成为主角。

我们将要重建的中华法系，既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汲取中华法系的精华，尤其要把道德为本的主旨发扬光大，又要参酌西方法系，借鉴其成功经验，特别是让权利为本家喻户晓（这方面在中国从来都是弱项），将道德与权利熔铸于中华法系中，使之成为新的中华法系的根本遵循。[10]这是他在考察了西方法学史上关于道德与法律的理论后说的话。

当这两端处于恶的对立中，就要法律来解决这种恶的对立，使道德和权利恢复其正常的秩序。有人或许会说，这有什么稀罕，把涉及道德的犯罪交由法律去惩处，这不是世界各国法律从古到今都多多少少有过的作为吗？此言不虚!但是，把个别的道德犯罪的案子放在法律中去解决到自觉地认识到法律对道德的保护是其主要内容，这个过程还有多深的思想鸿沟要跨越。及至近代西方列强围攻中国，中华法系几近于退出历史舞台。三西方法系近代以来对中国法系的取代，如果说是在国破家亡之际的不得已，也算说得通。[15] 我们对恶有更宽的定义，读者在正文中再体会。亚当·斯密却是从人性的自私与贪婪中引出人们对权利的追逐，而且这种追逐会提高人类的整体福利。

[26]墨子谓：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则不窕，小用之则不困，修用之则万民被其利，终身无已。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法制成就，这是道的一以贯之，这是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都可以遵循的。

[6]魏敦友先生则是从中华文明万世一系的角度，试图以新道统论来统摄新的法学进程。不过，至于道，这是中国哲学、中国学术的最高法则，先秦诸子均有论说，各有侧重，虽有道不同，不相为谋之芥蒂，但追求一个至上的、统摄的、归于一的道，则是各家各说都认同的，也是各家各说努力要获至的。

我们对儒家道的学说的阐释，人们更会以为只是一孔之见。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

徜徉其间，我们顿生思古之幽情，追步先贤之踪迹，综绎百代之成败，于继承中谋发展，在全球内开新局，又何其喜洋洋哉。在这次争论中，富勒成就了他的名著《法律的道德性》，坚持道德是法律的根本属性，只有道德使法律成为可能。其实，在儒家的传统思想中，是有脉络可循的。在这个总的学术传统下，当代中国学人为何不上下求索、古今觅径，赓续中国千古一系的道统，达中华法系自在自为之境。

在中华法系的早期，客观上已经将人们之间的恶的对立作为法律对治的对象，而性恶论的提出并与法制挂钩，则有了理论上的自觉。所谓‘半封建就是不统一。

沿着上述思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道的经典概括：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些我们在第六章道德与法律的历史纠葛中来论证。

但正值中华民族腾飞在望、复兴再造之时，还任由中华法系陵夷，实乃吾侪之责。我们先引证了中外学者关于法律起源的一些论述，然后以法律在一些文明古国的实际存在为其佐证。

《荀子·性恶》[22] 应该承认，在荀子的心目中，规范、限制甚至制裁的意义更重一些，保护的意义则很淡，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仅此而论，也需要法律更好地保护权利。[22]站在我们今天历史的高度，我们说权利从出于人性，不是强为之词，我们说权利属于道之一端，也颇合荀子之义。同时哈特也有他的名著《法律的概念》问世，执意将法律与道德区别开来，并使法律独立于道德之外。

中华法系的这一独出优势，不是末节微枝，而是根本性的，具有本体论意义。论为人们在历史进程之中创发的各种理论，如子学，经学，理学等。

问题可没这么简单，如果道德教化能起惩恶的作用，那就不用法律了。前辈学人对此早有认识，蔡枢衡先生在批判沈家本辈全盘西化的主张时说：若要追根溯源，想把握变法政策或立法政策立定的本质，那便不能不承认是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上——尤其是经济上丧失了独立自主性的结果。

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5] 许章润著：《汉语法学论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